千載講堂人仰止惠州書院說“豐湖”

幾經(jīng)建制更名后的豐湖書院一角。 張藝明 攝

　　豐湖書院山長宋湘畫像。

　　由宋湘題寫的“豐湖書院”匾額和楹聯(lián)。 方炳徐供圖

　　刊載于康熙《惠州西湖志》的豐湖書院圖。

　　清初王煐畫像。

　　伊秉綬畫像。

　　“門題山水小蓬瀛，前輩傳經(jīng)講席橫。一片湖云遮不住，藕花深處讀書聲�！边@是著名詩人丘逢甲吟詠豐湖書院的詩句,其時為清宣統(tǒng)二年（1910），豐湖書院剛改為惠州中學堂不久，距始創(chuàng)豐湖書院的南宋寶祐二年（1254）已有656年了，而詩人筆下的豐湖書院依然充滿了蓬勃生機。作為惠州地區(qū)培育人才和涵養(yǎng)學術(shù)的最高學府，豐湖書院數(shù)百年的盛衰興替，特別是清嘉慶以后的百年風華,記錄了惠州文化教育曲折多變的發(fā)展歷程，為我們解讀惠州的人文歷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文本。

　　1 惠州豐湖書院創(chuàng)建于南宋寶祐二年（1254）,首創(chuàng)者是惠州知州劉克剛

　　入宋之后,惠州文化教育有長足發(fā)展,特別是南宋時期書院的創(chuàng)建，在嶺南地區(qū)可謂異軍突起，與宋代理學的勃興及流播互動相成，盛于一時。資料顯示：“宋代廣東共有州縣學63所，書院41所，其中較多的是廣州，惠州�！薄盁o論是辦學和科舉，廣州居首，潮、惠、韶、端、連諸州次之，其他州相差很遠”（蔣祖椽、方志欽《簡明廣東史》）。顯見當時惠州教育在廣東的排名是靠前的。特別是羅浮、西湖，書院眾多，主持者多為碩學鴻，影響深遠,以致有學者提出了“廣東在宋代，學術(shù)中心地在羅浮”的觀點。（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可以說，南宋時期蓬勃興起的書院講學，對惠州文化教育的影響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和奠基性的，而豐湖書院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宋淳祐四年（1244），趙汝馭來守惠州，在郡城西南銀岡嶺（今市干休所左近）建聚賢堂，祀陳堯佐、陳偁、蘇軾、唐庚、陳鵬飛、許申、蘇過、陳瓘等寓賢及古成之、張宋卿、留正、陳煥等鄉(xiāng)賢共十二人，名十二先生祠。祠后為晞是堂,堂上有第一湖山樓。這是一所祭祀式書院，它的主要功能是通過莊重的儀式對眾先賢作定時祭祀，以體現(xiàn)對儒家文化道統(tǒng)的尊崇和繼承,勸勉后學見賢思齊, 修身立德。

　　宋寶祐二年（1254），知州劉克剛改聚賢堂為豐湖書院，“以堂為夫子燕居，塑豫章先生像于晞是堂。別為十二先生祠于堂之后。又于其西構(gòu)六君子堂，其南辟四齋，又南立三門。簡生徒有志向者講習其中，以州學教授兼山長。”

　　豐湖書院的首任山長,由歸善縣主簿鄭濟甫兼任。鄭濟甫（1204-1254）,又名濬甫，字逢言,福建莆田人,累世業(yè)儒，學問淵雅,著有《經(jīng)史考》,文章道德見重于時。淳祐十年（1250）中進士,授歸善主簿，劉克剛以之兼掌書院, 在當時實屬“高配”，提升了書院的學術(shù)檔次，保障了它的教學質(zhì)量。

　　書院選址惠州城南銀岡嶺，比鄰唐建開元古寺,面對西湖“重岡復嶺，隱映巖谷，長溪帶蟠，湖光相照”的旖旎風光,在清幽曠遠中隱見佛影禪光，滿足了理學教育家們提倡學子清靜息心、虛空悟性的環(huán)境需要，體現(xiàn)了南宋書院以理學為宗的時代特點。

　　凡此種種, 使豐湖書院成為宋代嶺南書院的典型之一。近代著名學者杜定友在《廣東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中就指出：宋代廣東書院“以南宋嘉定間之禺山書院、番山書院、相江書院、豐湖書院為最善�！�

　　豐湖書院能躋身宋代嶺南書院四強,劉克剛功不可沒。

　　劉克剛（1199-1254）,字處和，福建莆田人，“用先君遺表恩入仕”,寶祐元年任惠州知州，“清儉治辦，修弊起廢”而“自奉過儉”。有人譏誚其寒素如窮書生，他不以為意說：“瘠一身以肥一郡，庸何傷？”盡見儒者濟世的胸襟抱負。書院創(chuàng)建后不久，劉克剛?cè)炯才P床，“病劇，尚延州文學（主管教育事務的官員）至臥內(nèi)，再捐羨錢千緡增學舍，明日卒”。噩耗傳出, “官吏士民相吊”,歸葬時百姓“空巷哭送”。

　　劉克剛之后,豐湖書院續(xù)有葺建。宋景定三年（1262），攝守林畔在書院前增建如沂亭。元初戰(zhàn)亂，書院“六君子堂、四齋、十二先生祠俱圮，惟夫子燕居、晞是堂、三門兩廊、如沂亭存。時路學未立，春秋塑望于此謁奠�！痹�大德三年（1299），曲江舉人黃趙孫任書院山長，亦有修葺書院的記載，終元一代，豐湖書院風雨無恙。

　　明太祖朱元璋重視官學,于洪武二年（1369）兩次下詔,規(guī)定只有官學學生才能參加科舉考試,豐湖書院遂改作歸善縣學。洪武十七年（1384）原建于元代的歸善縣學（故址即今惠陽高級中學）重修啟用，豐湖書院隨即廢棄, 終止了宋元二代豐湖書院長達130年的歷史。

　　2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惠州知府王煐在黃塘置地重建豐湖書院

　　雍正七年（1729），呂留良文字案發(fā),雍正借題發(fā)揮,株連無辜，冤獄遍及全國。在廣東，屈大均首當其沖，被雍正指為“文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郁不平之氣”，結(jié)果屈大均被“發(fā)棺戮尸”，“親屬緣坐，詩文毀禁”。王煐寓惠期間與屈氏詩酒酬唱,交往深密，自然要受到牽連。他的《憶雪樓詩集》被禁毀,而他所復建的豐湖書院也神秘失蹤。就在這一年,知州吳簡民“就永福寺旁隙地”創(chuàng)建惠陽書院。兩年后,藍鼎元過惠，為作《惠陽書院碑記》,只字未及豐湖書院，豐湖書院就這樣被惠陽書院取代,在歷史的視野中消聲匿跡。

　　關于清初重建豐湖書院的原由和經(jīng)過,王煐《豐湖書院記》有記述：“及抵郡,湖山無恙,而古跡名勝則鮮有存者,蓋干戈之息未久也。誦讀之士，往往散處山谷鄉(xiāng)落之中，索居離群，聞見寡眇。余思所以聚之,乃買葉氏孤嶼廢園，并前守所置義學地基，建堂舍二十四，以為講學習誦之所。其亭榭臺沼，或仍或新，以為游息之地。名之曰豐湖書院�！�

　　王煐還記述了興辦豐湖書院的若干舉措：

　　——掌教書院的師儒由政府出面聘請，使書院帶有半官方色彩。

　　——書院有較充裕和穩(wěn)定的經(jīng)濟來源：“買金龍鎮(zhèn)等處田，歲收租五百余石；置水口圩店房，歲收租四十余兩。支師生修脯而外，歲有盈余，稍為修葺書院、點綴湖山之用。”

　　——書院實行扶貧助學的政策：“生童貧而愿學者，聽其執(zhí)經(jīng)就業(yè)，給以膏火之資”，對于缺乏社會和經(jīng)濟資源的貧民學子，無疑是難得機會。

　　——地方行政長官王煐親抓教育, “以政暇課生童學業(yè)其間，因以登臨嘯詠”，直接參予書院的教學活動和文娛活動。

　　王煐還特別強調(diào)了“山水有助人文”的觀點，指出“古今為政知養(yǎng)教人才者猶不乏人，至于點綴湖山，則或以為無益之費”者仍大有人在，這其實是對人文教化的無知或短視�；�于這一理念，他把大力整治湖山作為振興地方人文的重要措施。除規(guī)定書院經(jīng)費“歲有盈余，稍為修葺書院、點綴湖山之用”外，他重修了元妙觀紫清閣，并作《白真人不立像說》，請陳恭尹書碑刻石立于閣前；在府署筑憶雪樓，把自己吟詠西湖羅浮的詩作結(jié)為《憶雪樓詩集》；筑梌山代泛亭，暇輒與名流共賞湖光山色，觴詠為樂。他還支持宋廣業(yè)編纂《羅浮山志匯編》，為《嶺南三大家詩選》作序，在亂世中保存了大量嶺南文獻。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正如王煐自己所言,惠州“比年以來，士之讀書奮起以得科名者不乏其人。而遠近賓朋，相與扁舟湖上，一唱一酬，篇什流傳頗極一時之盛”，惠州成為嶺南人文薈萃之地,而王煐本人則被譽為風流賢太守。

　　王煐重建豐湖書院時,“干戈之息未久”,一切設施只能因陋就簡�？滴跷迨�五年（1716）,惠州社會經(jīng)濟漸趨穩(wěn)定,駐節(jié)惠城的廣東提督王文雄對豐湖書院作大規(guī)模整治,筑書院于“黃塘寺之左，覽勝亭之右”,院左建文昌閣,院后建御書樓,“繞院悉植花木,依山結(jié)構(gòu),當面則鑿池,引湖水入小橋,植荷花,夏時大放,游人如蟻�！蓖跷男蹌t在“臨戎講武之暇,即于書院掩閨課士,由是名人學士多聚于斯”（據(jù)康熙《惠州西湖志》）。

　　康熙五十六年,廣東巡撫法海上疏彈劾王文雄剿海賊不力。次年,康熙責令王雄文“自備鞍馬,前赴色楞軍（遠征西藏的清軍）前效力�！比送稣�息,王文雄的被處理,對豐湖書院的發(fā)展無疑有負面影響,而稍后雍正的大興文字獄,則是壓垮豐湖書院的最后一根稻草。

　　雍正七年（1729），呂留良文字案發(fā),雍正借題發(fā)揮,株連無辜，冤獄遍及全國。在廣東，屈大均首當其沖，被雍正指為“文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郁不平之氣”，結(jié)果屈大均被“發(fā)棺戮尸”，“親屬緣坐，詩文毀禁”。王煐寓惠期間與屈氏詩酒酬唱,交往深密，自然要受到牽連。他的《憶雪樓詩集》被禁毀,而他所復建的豐湖書院也神秘失蹤。就在這一年,知州吳簡民“就永福寺旁隙地”創(chuàng)建惠陽書院。兩年后,藍鼎元過惠，為作《惠陽書院碑記》,只字未及豐湖書院，豐湖書院就這樣被惠陽書院取代,在歷史的視野中消聲匿跡。

　　3 嘉慶五年（1800）,名宦伊秉綬“應十州人士之請”再次重建豐湖書院

　　清嘉慶三年（1798），惠州又迎來一位“風流賢太守”，他就是清代名宦伊秉綬。

　　伊秉綬（1745—1815）,字組似，號墨卿，福建汀洲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進士。入仕后受知于朱珪、紀昀,嘉慶三年以刑部主事出知惠州。他“廉吏善政”，是有名的清官能吏；又是著名的書法大家和詩人，尤以隸書獨步當世，為清代碑學的開山鼻祖，著有《留春草堂詩鈔》七卷，文采風流,映耀一時。

　　伊氏和王煐一樣重視歷史文化的保護和建設，先后大規(guī)模重修白鶴峰東坡祠和西湖孤山朝云墓, 并舉辦相關的文化活動。又在準提閣建無礙山房，政馀之暇與賓客門生、地方俊秀在那里坐列無序，觴詠酬唱,以身作則營造寬松活躍的文化氛圍,使沉寂多年的惠州文壇重現(xiàn)蓬勃生機。而他“應十州人士之請”，將惠陽書院遷回黃塘,復名豐湖書院,則是他在惠州的最大善政。

　　書院復建工程始于嘉慶五年（1800）六月，次年冬月落成。陳鴻猷的《遷建豐湖書院碑記》對書院布局和設施作了扼要介紹：院地三面皆水，自黃塘東折，蟠踞一山，修廣可百畝，中為講堂，寬四尋有奇，深視寬過半，堂前為大庭，左右前列皆為學舍。堂北為屋五，一堂四室，視講堂地高可五六尺，以為掌教者可居示尊。堂上為樓，曰澄觀樓，祀文昌神暨周、二程、張、朱五夫子。又東另為屋一區(qū)為伊公祠，有堂室三，前軒面湖，可憑眺。軒前數(shù)十步有閣，掌教宋太史（湘）題為浴風閣。后山最高處為亭，曰夕照亭，則太守伊公書也。

　　陳鴻猷（？-1823），字蔚其，惠東稔山范和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亞元（即鄉(xiāng)試第二名）,光緒《惠州府志》有傳。傳中特別說到：“惠守伊秉綬遷惠陽書院于豐湖，鳩工集費，悉鴻猷所贊助。”當時書院遷建所費高達白銀5000兩，其中多半為陳鴻猷捐助。陳氏急公好義，為鄉(xiāng)邦興學慷慨捐資，在豐湖書院的重建中發(fā)揮重大作用,值得惠州人銘記和尊敬。

　　書院的建成，伊秉綬為書院頭門撰書楹聯(lián)：“學焉得其性之所近；覽者將有感于斯文�！标U明書院的教育宗旨，并對師生寄以期許。又于門廳大書“敦重”二字，其跋語有云：“人需厚重也。重則威儀整，學問固。所以語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币帘�綬身體力行,堅守白鹿學規(guī)，以倡導實學“救科舉時代重八股、輕行誼之弊”，為書院乃至于整個惠州帶來了一股樸實清新的學風。

　　4 幾經(jīng)建制更名后的豐湖書院,依然是育養(yǎng)東江人材的搖籃

　　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頒令“改書院為學堂”,豐湖書院更名惠州中學堂,后又改為惠州中學。其時大清帝國已朽腐不堪、風雨飄搖，革命的地火在四處潛行，尋找爆發(fā)的時機。改制后的惠州中學堂，很快就成為反清同盟會的重要活動據(jù)點。1908年前后,在校學生約有百人，秘密參加同盟會的多達80多人。參加黃花崗起義的梁鏡球、駱鳳翔,在光復惠州之役中英勇獻身的陳經(jīng),投身惠州起義的張可廷,民初粵軍總指揮葉舉等等,是其中出類拔萃者。此外,近代中國名人陳炯明、徐傅霖等,也曾有過讀書豐湖的人生履歷。

　　辛亥革命勝利后,學校又更名廣東省立第三中學（今惠陽高級中學前身）。民國初年惠州大批知識精英和文化名流,如苗致信、黃植楨、黃亦良、葉史才、王映樓、李桂馨、李長天、秦壽寧、黃煥秋、劉侖、吳仕端、古伯偉、許衍董等，都是這所百年名校的師生,豐湖書院雖幾經(jīng)改制,但承前啟后,學脈不斷,依然是育養(yǎng)東江人才的搖籃。（吳定球）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嚴藝超 翻拍

來源：惠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