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薪火傳！惠州從明代開始編修西湖志并延續(xù)至今

　　惠州西湖，總是在不經意間，以文化之湖的姿態(tài)嵌入惠州的城市公共活動。

　　回顧惠州西湖的營建歷史，惠州文化有很大一部分是用西湖水蘸墨書寫而成的。這不是巧合，因為歷代惠州人在建設西湖中，文化建設是重要的一環(huán)。修編志書、對西湖的風景人文進行回顧整理歸納總結，無疑是西湖文化營建的最重要手段，這種手段并不比修建亭臺樓閣輕松。為西湖修志是一種文化行為，西湖志就是一種文化成果。從明代開始，到清代和民國甚至當代，惠州人對編修西湖志樂此不疲，使得惠州的人文薪火相傳。

 張友仁1947年版《惠州西湖志》。

　　壹

　　明代前詩歌辭賦傳播西湖之美

　　約略成形于東晉之際的惠州西湖，人文建筑營建的開始時間卻可追溯至東漢時期�；葜葑钤绲姆鸾虉鏊鶘|漢伏虎臺以及后來的東晉龍興寺，在惠州古城南端的銀崗嶺興建。到了唐代，伏虎臺和龍興寺舊址筑起開元寺，北宋名臣余靖在《開元寺記》描述周遭風景：“重山復嶺，隱映巖谷，長谿帶幡，湖光相照”，這是被民國張友仁認為是“惠湖風景見于記載之始”。

　　余靖之后，北宋大文豪蘇東坡于1097年南貶惠州，宦海失意老臣，不吝筆墨，歌詠惠州西湖湖光山色，為惠州西湖山水添注了詩情繚繞的人文氣韻，從此開啟了惠州西湖人文勝景�！皬拇宋髯用廊�，翩來越國；東坡居士，常住惠州。”蘇東坡之后，無數文人騷客以愛慕之心，親近惠州西湖，為惠州西湖增添新篇章，讓惠州西湖美名遠播，并足杭州西湖。

　　蘇軾之外，還有大批宋代名臣名士為西湖留下了雋永的篇章，如唐庚、劉克莊、楊萬里、楊杰、劉攽等。由此，盡管明代以前沒有修纂《惠州西湖志》的記載，歷史信息都在詩歌辭賦之中，零散而不系統(tǒng)，但人們對惠州西湖的久遠印象并不算陌生，依然是一種感性的模糊之美。正如北宋文學家楊杰《豐湖歌》所頌：“惠州風土隔世埃，使我南望長徘徊�！�

　　而惠州歷史上的第一部地方志書——南宋《惠陽志》，盡管此志在明中葉后已不存世，但是明初解縉修纂《永樂大典》時卻引用了不少《惠陽志》的史料，為后人保留了不少宋代的西湖信息。比如陳公橋、史君堂、循吏堂、六君子堂、聚賢堂等，均是湖中名勝。難怪南宋地理學家王象之在名著《輿地紀勝》中指惠州西湖有“臺榭二十余所，亭館為廣東之勝”。

　　貳

　　明代個人修湖志蔚然成風

　　西湖在明以前無志的局面在明代有了改觀。特別是明代中后期，惠州出現了一個以個人為主體編修《惠州西湖志》的高潮，對惠州西湖的風景人文進行回顧整理歸納總結，這成為明代惠州西湖文化的重要構件。

　　《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一書認為，明代惠州興起辦學高潮，始于明嘉靖初年，并以一發(fā)不可遏止之勢延至萬歷后期，歷時幾近百年。這是惠州古代文化教育最為繁榮，思想學術最為活躍，社會文明成果最為豐碩的黃金時段，其深刻之影響貫穿晚明直到清初。此外，明代惠州人以主人翁的態(tài)度關注惠州西湖的歷史和現狀，認真進行經驗總結和文化梳理，因而對西湖未來的發(fā)展有了比較理性的前瞻和確切的定位，西湖的建設因此發(fā)展迅速，真正成為聞名海內外的嶺南風景名區(qū)。

　　思想活躍、學術繁榮、人才輩出、著述迭見，使得明代成為惠州歷史上修志最多的朝代。據不完全統(tǒng)計，明代惠州官府和個人共編修各類方志30余部�；葜輾v史上首部《惠州西湖志》，以及首部由惠州人自己編修的《羅浮山志》，也都產生在明代，標志著這兩個嶺南風景名區(qū)進入了主體文化自覺的歷史新階段。在文化繁榮的語境下，惠州的文化地標之一——西湖，也迎來了被總結、審視、解讀的高潮。

　　據史料顯示，明代參與修纂《惠州西湖志》的惠州先賢有葉萼、葉春及、楊起元、陳運、庾樓等，地方官則有萬歷初任歸善知縣的林民止。但遺憾的是，明代多種《惠州西湖志》至今已了無蹤影，成了惠州文史界的一大遺憾。

　　據康熙《惠州西湖志》記載：“西湖原有舊志，乃明朝隆萬以前所刻，板藏葉氏梧鳳堂，早已毀失，間有藏本一二，皆斷簡殘篇，不可一睹�！边@個“葉氏梧鳳堂”的刻本，結合張萱《題西湖志》所跋，幾可斷定是葉萼所著。

　　葉萼是明代惠州西湖“湖上五先生”之一，生長于惠州西湖，讀書于惠州西湖，終生講學于惠州西湖，他為惠州西湖修志，最合適不過，也符合其個人學術感情。然而，葉萼編修的《西湖志》已經佚失，只存一篇《全湖大勢論》。

　　葉萼在《全湖大勢論》中，首談惠州西湖三大湖源的來龍去脈，把涵養(yǎng)西湖的水源和山脈視為惠州西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西湖生態(tài)體系，這個論斷被后人認為是《全湖大勢論》一文中最為可貴的表述。

　　葉萼在文中的諸多觀點，至今讀來，仍覺其識見高遠，有頗多發(fā)人深省之處。比如，對惠州城和惠州西湖相互依存的關系以及惠州西湖對惠州城的作用，葉萼在文中引用同時代陶魯的話說：“倘使此壤不湖，萬兵可屯，為受敵之地�！币蚨�提出西湖除有農漁水利外，“秀蓄謂階文，險設謂預武，然后知湖果不可廢也。”從軍事和文教功能的角度出發(fā)，闡述了保護和建設惠州西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叁

　　清初西湖志或遭毀禁

　　繼葉萼之后，大約在明天啟崇禎年間，楊起元的高足、歸善人陳運修輯了《惠州西湖志》。陳運于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中舉，授瀏陽知縣，后以母喪請歸，不再做官。陳運隱居于湖上李學一舊時別墅西新園，與湖光山色朝夕相對，六橋八景，吟詠殆盡，結詩集《披云草》，又修《惠州西湖志》。

　　相傳，陳運的《惠州西湖志》將西湖景物分東西南北敘述，不過這本志書已佚失。在后來的惠州府志、歸善縣志中，收錄了陳運不少吟詠西湖的作品，如六首詠湖橋詩等。于是人們推測，西湖的“六橋”、“雙塔”以及“豐湖漁唱”、“半徑樵歸”等景觀，應該記載于陳運的《西湖志》中。陳運綜合總結了前人對惠州西湖景觀的描寫與評價，經過比較篩選和充實提煉后，明確提出了惠州西湖八景概念。

　　南明時期，堅執(zhí)鮮明反清立場的歸善人姚子蓉退隱家園，以修志明志。姚子蓉為惠州府城人，是明代御史姚祥的裔孫，南明時期曾任兵部司務，參加抗清斗爭。后歸筑山莊于小榜山清醒泉畔（今疊翠山莊附近），專注于鄉(xiāng)邦文化的收集整理，重修《惠州西湖志》。由于姚子蓉堅執(zhí)鮮明反清立場，又與著名的明朝遺逸澹歸、雪槱、屈大均等人詩詞酬唱，往來密邇，在清代雍正、乾隆二朝遭到多次文字獄的反復清剿。他的《清醒泉詩集》和《惠州西湖志》遭到禁毀，今已無存。

　　據光緒《惠州府志·藝文撰述》記載，又有南明舉人庾樓曾刻《西湖志》五卷行世。庾樓的人生經歷和政治取態(tài)與姚子蓉相近似，他所編修的《惠州西湖志》或許同樣遭到毀禁的厄運。

徐旭旦的世經堂藏板《惠州西湖志》，是目前保存完整的最早的一部西湖志。

康熙版《惠州西湖志》影像，刻版精美。

　　肆

　　清代官方修志成主角

　　然而，有趣的是，清代文字獄讓民間的西湖志成為灰燼，但官方卻開始出面修編西湖志。原因也很簡單，清代統(tǒng)治者也看到了惠州西湖“山水有助人文”，與其讓“叛臣逆子”胡說八道，不如自己操刀掌握文化和輿論話語權。

　　據吳騫《惠陽山水紀勝》記載，清代最早修纂《惠州西湖志》的地方官是順治十五年（1658）的濟南李方山和汝南鄭幼公，“得陳氏子昌（即陳運）所輯殘編重修付梓”。鄭幼公即鄭欽陛，時任惠州推官，以剿盜有力和捐俸修橋入祀惠州名宦祠。

　　康熙五十三年（1714），朝廷特差理藩院欽天監(jiān)與養(yǎng)心殿筆帖式大臣，與西洋人麥、湯二位來惠繪圖，并丈量西湖。這是惠州西湖歷史上首次進行科學測繪。正因此事，當時以連平州知州攝惠州知府事的徐旭旦，有感于“（西湖）圖雖具，而志書并無以應”，特別組織人力編纂《惠州西湖志》。這是惠州歷史上目前所發(fā)現的、保存完整的第一部惠州西湖志書。

　　康熙版《惠州西湖志》一直不為學界所知，不僅清代的《惠州府志》《歸善縣志》均無著錄，連民國張友仁重修《惠州西湖志》時對此書亦絕口不提。對于此書，不久后的惠州知府吳騫也指出缺點，認為該志“湖中景物分為東西南北，漫無門類，不可稽查”。而據惠州市嶺東文史研究所所長吳定球考證，該書署名為徐旭旦的《東坡別傳》和《朝云傳》兩篇傳記，作者實為明代博羅大儒張萱。徐旭旦涉嫌抄襲，在清代已被多人詬病，這或許也是康熙版《惠州西湖志》沒有名聲的原因。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惠州知府吳騫編著《惠陽山水紀勝》出版，分《西湖紀勝》和《羅浮紀勝》。其中，《西湖紀勝》約6.12萬字，上卷首為《圖說》，錄作者的《全圖說》《十二景說并詩》、葉萼的《全湖大勢論》、薛侃的《西湖記》、龔祖蔭的《西湖圖記》等，另有“西湖全圖”和“西新避暑”等12幅風景圖，分七類介紹西湖山水景點和物產，下卷為題詠，收錄序、記、梳、賦等38篇，以及詩120首。

　　由于《惠陽山水紀勝》入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使得吳騫的《西湖紀勝》流傳甚廣，名聲遠大于徐旭旦的《惠州西湖志》，但相對于后者，《西湖紀勝》較為簡略，尚不足以稱為一部完備的西湖志書。

　　伍

　　時隔200多年張友仁繼起編修

　　辛亥革命后，軍閥混戰(zhàn)、日軍侵凌，惠州西湖歷經滄桑，很多景點、名跡日漸衰敗，湖區(qū)園林荒蕪，橋堤崩塌。雖然有陳炯明、黃公柱等人多次籌款對西湖進行大規(guī)模整修，但至新中國成立前夕，西湖湖水變淺，一片荒涼。

　　然而，盡管形凋敝，神卻豐滿，惠州西湖在戰(zhàn)火洗禮中，人文構建得到重要的一次提升，這就是惠州“活詞典”張友仁編著的《惠州西湖志》問世。這是繼徐旭旦之后，西湖志的又一次大編修，時間相隔長達230多年。

　　張友仁（1876-1974）為惠州橋西人，致公黨成員，一生可用“少年講學、壯年從政、老年著述”來描述。20歲時，他考補稟生，參加中國同盟會和反清運動，后任海豐、龍溪縣長，廣東公路處長、惠樟公路局長、福泉公路局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東江圖書館館長、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

　　張友仁學識淵博，尤精文史，是繼江逢辰、李綺青之后惠州文壇的領軍人物，終生熱心鄉(xiāng)邦文化建設，曾創(chuàng)建惠州私立豐湖圖書館，并致力整治西湖。1931年后，張友仁被選為惠州西湖整理委員會委員和副主席，為西湖規(guī)劃、管理、籌款、建設發(fā)展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從1930年開始，張友仁便輯錄惠州西湖文獻，隨著后來搜集的資料日漸增多，他開始動筆為西湖修志。1930年8月23日以及9月13日、16日的加拿大《大漢公報》連續(xù)刊登了設于西湖百花洲的惠州西湖志文獻征存社向海內外征集西湖相關文獻的公告和新聞。從這幾則新聞可得知，當時主持者除張友仁外，還有廖雨生、陳弼階、白曉山等。

　　為了編寫《惠州西湖志》，張友仁可謂殫精竭慮，四處奔波，廣征博采，辛勤筆耕，終于在1947年10月出版了《惠州西湖志》（上下兩冊，共13卷）。該書由惠州文聲書店鉛印，豐湖圖書館發(fā)行。

　　張友仁的《惠州西湖志》史料翔實、內容豐富，包括：風景、位置、氣候、山川、界域、名跡、人物、藝文、特產、人口、風俗、地質、年表、評論等項，在清代《西湖紀勝》列出西湖十四景的基礎上，又列舉出西湖十八景之多�！痘葜葜尽に囄木怼贩Q，此志是描述惠州西湖最為詳細、完備的專書，對西湖303處景點的命名緣由、沿革興廢都有明晰的記述。

　　《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一書則指出，張友仁編著的《惠州西湖志》于1947年出版，1989年點校重版（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重版），是惠州自晚清以來最為重要的文化典籍。

張友仁《惠州西湖志》1989年點校本。

　　陸

　　當代修志著重記錄園林建設

　　繼張友仁《惠州西湖志》1989年點校本發(fā)行后，惠州市園林管理局、惠州西湖風景區(qū)管理局于1995年12月出版了《惠州西湖新志》。新志書以客觀翔實的史料，比較系統(tǒng)地記述了惠州西湖一千多年湖區(qū)山川的變化，以及名勝古跡保護和修復情況，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西湖整治、景點恢復與建設、湖區(qū)園林綠化等，此書著重作了詳細的記載。

　　在史料方面，《惠州西湖新志》有選擇地運用了張友仁《惠州西湖志》、清吳騫《惠陽山水紀勝·西湖紀勝》、光緒《惠州府志》《歸善縣志》《廣東通志》《明史》等文獻，而對于記述西湖的山川界域，是依據西湖歷史變遷和社會發(fā)展的實際情況翔實記述，記述范圍以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西湖區(qū)域為主，凡在西湖區(qū)域外的名勝古跡，都沒有收入。

　　成書后的《惠州西湖新志》內容共“景說”“景區(qū)”“管理”“養(yǎng)殖”“藝文”五章，約17萬字，保留了張友仁《惠州西湖志》（1989年版）中選取清代吳騫《惠陽山水紀勝》西湖全圖的插圖手法，同時彌補了民國時期苗圃建設和造林綠化的情況，成為雅俗共享的大眾讀物，對宣傳惠州西湖和惠州文化歷史起到一定普及作用。

　　難能可貴的是，《惠州西湖新志》記述了西湖的水源變遷以及污染整治，讓人們反思胡亂擠占改造西湖的行為，該書還附錄了多張西湖水域示意圖，從民國至1958年、1987年和1933年，展示西湖界域的逐漸縮小的演變“年輪”。

　　從關注惠州西湖的人文歷史轉向重點關注西湖的生態(tài)變遷，這是《惠州西湖新志》的現實眼光，也透露出當代惠州人的務實情懷。

　　文/圖 本報記者侯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