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嶺東雄郡,是雄偉城池的地理和文化表征,也是惠州城市精神和性格氣質的鮮亮而獨特的名片。文化是歷史的積累和凝結,是城市的靈魂和血脈。我們梳理惠州雄武精神氣質的軍事文化源流,目的在于為建設國內一流城市注入“精神基因”,實現(xiàn)雄武精神文化氣質的創(chuàng)造性傳承和創(chuàng)新性轉化,使之激發(fā)成為建設國內一流城市的歷史養(yǎng)分、現(xiàn)實力量和精神支撐、強大動力!
嶺東雄郡,雄鎮(zhèn)華南。
惠州作為鎮(zhèn)守嶺東、屏障省垣的重要門戶,自古以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綜觀人類數(shù)千年的戰(zhàn)爭史,有80%的戰(zhàn)役都是在相同的地點展開的。這些地點不但對于軍事、戰(zhàn)略具有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樞紐性價值,而且對于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等亦具有關鍵性作用。這些城市、要塞所在地,即謂之“兵家必爭之地”。
清咸豐七年(1857)秋,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的第二年,英法聯(lián)軍攻陷廣州。處在戰(zhàn)火邊緣上的惠州,再一次證明了自己軍事要沖的重要地位——兩廣總督黃宗漢“以省垣不靖,駐節(jié)惠州,以控華夷”,銳意收復廣州。處處受制的侵略者無奈之下,只能一面揚言出兵惠州“擄捉黃總督”,一面脅迫清廷撤辦黃宗漢。
翻開惠州的軍事歷史長卷,仿佛走進了烈馬嘶鳴、壯士悲歌的古代戰(zhàn)場,肅殺之氣迎面而來。那一段段氣勢若虹的城墻要塞,一座座閱盡滄桑的烽火炮臺,一處處聲名遠播的昔日戰(zhàn)場——述說著南宋文天祥入船澳舟師抗元,明代俞大猷的靖?官粒厦髡䴔喾辞鍙兔鞯淖詈蟾鶕,太平軍與清軍的膠著戰(zhàn)區(qū)……進入近代,惠州更是舉足輕重的軍事重鎮(zhèn),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反清第一槍在這里打響,國民革命軍東征在這里勝利,入侵華南的日軍在這里登陸,東江縱隊在這里成長為“中國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
圖三雖然經過600年的滄桑,平海古城至今仍較完整地保留著四座城門樓、部分城墻;
圖二藏于英國國家檔案館的清咸豐歸善縣交通地圖,府縣雙城的軍事防御格局在我國較為罕見;
圖三昔日雄偉的歸善縣城墻,據江守險,頗有萬夫莫開之勢。
壹
華南鎖鑰,
清代廣東最高軍事機關
惠州地處五嶺之東,故有“嶺東”之稱!蹲x史方輿紀要》稱惠州“東接長汀,北連贛嶺,控潮梅之襟要,壯廣南之輔扆,大海橫陳,群山擁后”——把惠州“粵東門戶”的戰(zhàn)略地位闡述得極為精辟透徹。
“嶺東”是一個地理概念,廣義上是指廣東的東部地區(qū)。清康熙年間廣東左布政使馮如京在《嶺東初政序》一文中說得很清楚:“嶺東者何?乃百粵五嶺之東,郡隸惠潮,設藩臣以控轄其地焉者也。”“嶺東”包含惠潮兩府,明代設嶺東道,清代設惠潮道,分守嶺東道、惠潮道的主官,主司軍事國防之責。
明清時期的惠州和潮州均稱“嶺東雄郡”,在海防上,潮州重于惠州,南澳是廣東首屈一指的海防重鎮(zhèn);在陸防上,惠州又重于潮州,因為惠州一旦失守,廣州立馬無險可守,必定失陷。因此明清以來廣東尤其重視惠州城池和惠州西湖的建設。明弘治年間嶺東兵備道陶魯視察惠城時,發(fā)現(xiàn)惠州“郡城三面濱江,一面臨湖以為險”,馬上意識到惠州西湖是拱衛(wèi)省城的關鍵,說“向使此壤不湖,萬兵可屯,為受敵之地”。
清順治十八年(1661),清朝叛將李定國在廣東攻城略地,鄭成功又以臺灣為“東都”出兵廣東沿海,廣東軍務日益緊張。為有效控制戰(zhàn)局,清廷“命廣東提督駐扎惠州府”,加強和協(xié)調廣州東部地區(qū)軍事海防力量,節(jié)制全省水陸軍事。
歷史證明,清廷讓惠州成為廣東提督駐地是明智之舉。清初時期清軍與鄭成功勢力的反復拉鋸,基本上都發(fā)生在惠州轄境,直至康熙十六年(1678)才由清軍平定戰(zhàn)局?滴跷迨辏1716),廣東提督王文雄將惠州各營陳師西湖,迎接康熙帝“御書”,軍容之盛遠近莫比,令欽差大人交口稱嘆。
嘉慶十五年(1810),清廷將原屬廣東提督的水師析出,添設廣東水師提督一員,駐扎虎門。此后廣東提督更名“廣東陸路提督”,節(jié)制全省陸路各鎮(zhèn)軍事。道光年間惠州知府江國霖贊曰:“國家定制,以陸路軍門駐扎郡城,自嶺以東鎖鑰寄焉!
到了戰(zhàn)火紛飛的民國時期,惠州因其獨特的軍事戰(zhàn)略地位(日軍侵略華南的起點、先后四次淪陷、激烈的廣惠會戰(zhàn)等等),更加體現(xiàn)了“鎖鑰”的作用和榮譽。1946年,民國《大公報》記者楊紀在《戰(zhàn)時西南》書中點明了惠州的國防意義:“‘嶺東雄郡’的惠州,城東當東西兩江會流之所,為國防第四線——華南的鎖鑰!
抗戰(zhàn)勝利后,廣東省四區(qū)行政專員公署即設在廣東陸路提督府故址。1947年《申報》特派記者梁風特地前往造訪,看到專署大禮堂屋頂?shù)恼荷峡逃小按笄逋问晔饛V東陸路提督軍門陽江總鎮(zhèn)府干勇巴圖魯衛(wèi)佐邦重修”的字樣,感慨道:“像這樣一個全省最高的軍事機關,當時不設在廣州而設惠州,也可見他并沒有忽略這地方的軍事價值了!
貳
天塹雄堡,惠州府城固若金湯
“鐵鏈鎖孤舟,浮鵝水面游。任憑天下亂,此地永無憂!边@首耳熟能詳?shù)幕葜菝耖g謠諺,告訴人們一個既是兵家必爭,但又固若金湯的惠州城池。
所謂“兵家必爭之地”,其關鍵就在于兩個字——“險”與“要”。非“險”,不足以固守;非“要”,不足以重視;葜莞堑乃谥,充分體現(xiàn)了它的軍事險要地位。
惠州府城的“險”,在于其四面瀕水,即便有千軍萬馬來攻,也無法排兵城下;惠州府城的“要”,在于其控扼廣潮孔道,既能屏障省垣,又能接應贛潮。
如此重要的軍事地理位置,在古代必有雄偉城池的營建;葜莞浅浅卦谒我郧盁o考,入宋后有城但窄小。明洪武三年(1370),知府萬迪與守御千戶朱永率軍民開始擴城,到洪武二十二年竣工,自此奠定了明、清兩朝數(shù)百年惠州府城的規(guī)模和格局。
惠州府城自建成后修繕不輟,有記錄的修復工程達20次之多。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二月,惠州知府江國霖主持了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府城城墻修復。江國霖倡議率官民照城墻舊基一律翻新,改西門為平湖門,改小西門為環(huán)山門,改南門為遵海門,惟北門、水門、小東門、東門照舊。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修葺城墻的費用全是紳民捐輸,剩下的費用被用于經商生息,“為隨時修葺之用”。據兩廣總督徐廣縉在咸豐元年(1851)上奏的《奏為官民捐修城垣等工完竣請旨分別獎勵事》和《惠州官民捐修城垣等工員名銀數(shù)清單》,參與捐輸?shù)幕葜菁澝襁_300多人(捐銀二百兩以上),共得捐銀65131兩。
修葺一新的惠州府城墻,“砲臺二十有八,相地勢之扼要而碁置焉;甕城五,高厚一如城式;城樓七,各高三丈四尺有奇”,防御能力大大增強。咸豐四年(1854),太平天國翟火姑部起事,惠州周邊的博羅、河源、東莞、增城、龍門、從化、惠來等相繼城陷,因惠州府城之堅固,“數(shù)百里內皆來保于惠城”。
閏七月,太平軍將領翟火姑擁數(shù)萬眾屯踞惠城東南花邊嶺,分兵二路,一路圍歸善縣城,一路由飛鵝嶺進攻惠州府城。然西湖天險讓翟火姑無計可施,再加上惠州獨特的府縣兩城互相照應,使得翟火姑“環(huán)攻十余晝夜,后知其不能動搖,乃引去”。不甘失敗的翟火姑在惠州城郊盤踞年余,始終無法攻陷惠城,直至次年八月被清軍里應外合,一舉殲滅。
清末博羅詩人張雋用詩《西湖行贈周劍虹廣文》記錄了惠州府城的天塹雄風:“起登孤嶼縱目望,城通西湖湖通江。此湖豈獨風景好,形勢百粵推無雙。左控潮梅右交廣,七營軍駐氣勢龐。憶昔粵寇攻累月,虜騎萬隊旗千橦。太守征兵扼湯塹,將軍拒敵森牙幢。賊難飛渡解圍去,不敢再犯梁化邦!
惠州府城號稱天塹并非過譽。它在冷兵器時代從未被攻破,就堪稱是中國軍事史上的一大奇跡。1925年10月19日,國民革命軍東征憑借現(xiàn)代熱武器攻破惠州府城,這是惠州府城千余年來第一次被攻克。戰(zhàn)后視察惠州城的東征軍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蔣介石,從東門登城,循南門、西門、北門而至中山公園,見“惠州城墉之固,城櫓之高,嘆從未之見”。或許正是出于如此居心,蔣介石竟在10月28日發(fā)布了拆毀惠州城的布告,稱“惠城處東江之上游,扼潮梅之咽喉,墉郁址堅,三面環(huán)水,自宋迄今,迭經戰(zhàn)事,未聞攻克”,為免“叛逆據之,以為禍國殃民之資”,必須“亟予拆毀”。
悲哉!千年府城的雄偉城墻遭此一劫,誠為惠州乃至廣東戰(zhàn)爭歷史上的一大慘痛損失?箲(zhàn)時期,因城墻被拆導致惠城失去保護,致使日寇數(shù)次長驅直入惠城,燒殺奸虐,為惠州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
如今絕大部分城墻已不復存在。目前,明清惠州府城僅殘留了北門附近數(shù)百米長的古城墻,殘石斑駁,仿佛在訴說著古城的滄桑與風云變幻。
叁
海防重地,平海所城扼守海疆
“碣石風高戎馬躍,惠陽煙鎖野猿號。男兒渴飲單于血,滿目干戈莫憚勞。”明代萬歷年間三榜武魁張嗣綱如此詩贊平海所城的戍邊戰(zhàn)士。
位于惠州海域的針頭巖,是中國大陸49個領;c之一,是海上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的重要航海坐標。惠州“東扼梅潮之沖,南瞰南海之險”,歷來為兵家所必爭,建于明初的平海所城駐軍屯田,扼守海疆,更是南中國的海防重鎮(zhèn)。
洪武二十七年(1394),位于惠東沿海的平海所城建成,其兵制隸屬碣石衛(wèi)管轄。平海所城“周圍五百二十丈,高一丈八尺,雉堞八百七十一。為門四,敵樓、角樓各四,窩鋪七”,駐軍447名。此后,平海所城成為惠州東南門戶的重要海上防御堡壘。
海洋風波險惡,變幻莫測,歷來被視為畏途。明清時期的惠州海域,海盜橫行,晚明禮部尚書、博羅人韓日纘稱“歸善、海豐瀕海諸村落,被海賊擄掠禍劇矣”!昂Y\”,指的就是倭寇。
倭寇荼毒海疆,始于明洪武年中期,至嘉靖年間,倭寇更為囂張,使得粵東海疆幾無寧日。萬歷三年(1575),嶺東道伸威副使孫光祖稱惠州“勃海洪濤,崇巒疊嶂,倭夷之出沒,寇盜之陸梁,環(huán)數(shù)千里,莫可搜詰”。
嘉靖四十三年(1564),俞大猷任廣東總兵。當時惠潮倭患泛濫,真假倭總計3萬多人,他們與沿海的峒蠻諸部互相勾結,大掠粵東沿海,使得當?shù)孛癫涣纳。俞大猷與其他明軍將領不同,并不是單憑武力鎮(zhèn)壓農民起義軍,而是恩威并用,招撫農民軍為己所用。在俞大猷的感化之下,一度臭名遠揚的惠州山寇伍端也加入明軍,“殺倭自效”。
俞大猷此舉取得巨大成功。新加入俞家軍的農民武裝,稍經整訓后,便投入了激烈的抗倭戰(zhàn)斗。戰(zhàn)斗中,伍端率所部2000精銳奮勇沖殺,配合俞軍取得大勝,僅在海豐的大德港之役就擒殺2000多倭寇。經數(shù)月激戰(zhàn),俞大猷殲滅侵擾潮州、惠州的倭寇2萬余,至此,廣東倭患才暫告平息。
時間進入清代,平海所城的海防作用更顯重要。清初歸善縣令孫能寬在《修平海城垣記》指出,平海城“以地當洋海,右有虎門、墩頭之砰訇,左有柘林、南澳之洶涌,海國游魂易聚生奸,故建城以鎮(zhèn)之至握塹也”。在他的建議下,清政府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加固平海所城,并在所城前沿相繼筑有大星山炮臺、盤沿港炮臺、墩頭港炮臺、東繒頭炮臺、吉頭炮臺及一系列烽火臺,形成一道森嚴壁壘的海防線。
肆
革命名城,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
惠州毗鄰廣州,據守通衢,交通便利,八方來客人流匯聚,信息、文化交流頻繁。居民開放,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傳播和輻射。清末,民主革命觀念在惠州大地生根發(fā)芽,孕育了惠州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百日維新”失敗后,逃亡海外的康有為得意門生、惠州名士歐榘甲受孫中山的影響,革命意識覺醒,以震人心魄的話語,發(fā)出了以革命推翻清朝統(tǒng)治的號召:“故必有大英雄大豪杰崛起,而滌蕩犬馬奴隸之世界,而為人類最貴之世界,開豁黑暗地獄之世界,而為文明天堂之世界,乃足以相天而生人,則革命者,是平人天之憾最良品也!
如果說歐榘甲代表惠州覺醒士子發(fā)出了時代最強音,那么被稱為孫中山“革命同志第一人”的鄭士良,則是將革命付諸了實踐。辛亥革命前孫中山曾領導10次反清武裝起義,兩次在惠州發(fā)生,即1900年的三洲田起義和1907年的七女湖起義。其中,鄭士良領導的三洲田起義被孫中山先生譽之為“國民革命的轉折點”。
1925年2月和10月,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惠州消滅軍閥陳炯明,統(tǒng)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是其在廣東成功領導民主革命的總結性事件,也是后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正式開始的重要事件之一。東江是國民政府用革命戰(zhàn)爭手段收復的第一個地區(qū)。東征勝利后,國民政府任命年僅27歲的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兼任東江各屬行政委員,負責現(xiàn)在的惠州、潮州、梅州、汕頭、汕尾、揭陽、河源7市共計25個縣的地方行政工作,開創(chuàng)了中國共產黨人主政地方政權的先河。在東江擔任地方行政長官,是周恩來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起點。
惠州高潭是全國首批區(qū)級蘇維埃政權之一。1922年,彭湃親臨高潭領導農民運動。1923年4月,高潭建立農會和農民自衛(wèi)軍。1925年5月,高潭成立中國共產黨高潭特別支部。1927年4月,海陸惠紫地區(qū)人民為回擊蔣介石的反共清黨屠殺政策,在彭湃任書記的中共東江特委領導下,舉行東江第一次武裝起義。同年5月,中共東江特委和各縣農民武裝轉移到高潭中洞地區(qū),展開武裝斗爭的前期準備工作;10月,南昌起義部隊的第十一軍24師余部進入中洞,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二師(后稱紅二師),在高潭建立了紅軍第一間軍裝廠、第一間兵工廠、第一間醫(yī)院。11月高潭區(qū)蘇維埃政府成立,高潭成為東江地區(qū)重要的紅色蘇區(qū)。
高潭在中國革命史上占有特殊的一頁和地位,“忠誠如鐵、敢為人先、不怕犧牲、一往無前”的高潭革命精神,成為惠州紅色文化的亮點和重要組成部分。
惠州又是華南重要的抗日根據地?谷諔(zhàn)爭時期,日軍進犯華南,于大亞灣登陸,攻陷淡水、惠州,進而占領廣州、香港;葜萑嗣駣^起反抗,兩次“廣惠會戰(zhàn)”重挫侵華日軍。1939年成立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總隊,后發(fā)展壯大為東江縱隊;葜莩蔀楣伯a黨領導的全國十五個抗日根據地和三大敵后戰(zhàn)場之一。
伍
用武之邦,嶺東雄郡的雄偉氣魄
“惠之民俗多強悍,蓋趙佗之余習!惫湃嗽诟攀龌葜萑诵愿竦臅r候,大多會用到“強悍”一詞,認為這是南越王趙佗留下的精神遺產。
趙佗留給惠州乃至嶺南的文化遺產,其一是播下了人才的種子。史官稱:“趙佗為龍川令,龍川今廣東惠州地,郡亦置材官、武士之類,領謫戍兵。”意即趙佗在惠州、龍川留下了一批統(tǒng)領兵卒的文官武將。其二是傳承了南越族尚武好戰(zhàn)的精神。在趙佗統(tǒng)治嶺南之前,“粵人之俗,好相攻擊”,驍勇善戰(zhàn)的南越族一度挫敗秦朝的虎狼之師。難怪明嘉靖《惠志略》這么為惠州定位:“惠州,古用武之邦也!
明嘉靖四年(1525)冬,惠州知府顧遂新官上任,下車即向惠州長者“問俗”,想了解惠州人是怎么樣的性格。有人給顧遂舉了一個例子:“東平王公度者,隱居約處,特立獨行。靖難師起,屢疏陳大計。文廟繼統(tǒng),召公責問,公不屈而死!边@個“不屈而死”的王度,可謂是惠州“強悍”精神的代表人物。
惠州人又極具膽識;葜菰捴械摹皦虿薄ⅰ坝蟹N”,都用來形容有氣魄、有膽量的人。而一個人的膽識,三分之一來自于先天性格遺傳,三分之二靠后天的歷練而成。
清末惠州名士、著名報人歐榘甲曾這么高度概括:“惠潮嘉一帶,稟山澤之氣,故其民剛健猛烈,樸魯耿介,勝于他土。”中外文化學者都認為:自然環(huán)境對于形成人的文化特性有很大關系。在一定的自然環(huán)境中的人群所構成的人文環(huán)境,更是造就人的文化特性的直接孵化溫床。所以,惠州所特有山川險要地理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涵養(yǎng)了惠州人雄武而極具膽識的文化特性。
山川險要的惠州為何涵養(yǎng)雄武膽識?民國惠州學者謝佐之分析原因,其一是耕地的缺乏,糧食的不足,驅迫惠州人勇于向外謀求發(fā)展;其二是交通的艱阻不便,又比較能夠保存惠州固有的風俗和習慣,故惠州“向外擴展的精神,為國內著名之族系”。對于惠州人的冒險精神,他亦有精辟論述:“惠人生性冒險,只知進取,至于前途有無困難與危險,他們每每不管!
惠州歷史上長期駐軍屯兵,周邊寇患頻仍,社會動蕩不安,百姓朝不保夕。受盡苦難的惠州人也因此而養(yǎng)成了奮起保家衛(wèi)國的自強意識和反抗精神。尚武從戎,建功立業(yè),成為遍及惠州鄉(xiāng)邑的民風習俗。中國武術中南拳的五大拳中的李家拳、龍形拳在惠州誕生,這兩種拳術可以說是風行嶺南大地乃至由惠人帶至海外的中華“武林雙花”,至今仍薪火相傳。
入清以后,惠州的武進士、武舉人比比皆是;廢科舉后,考取軍校、投筆從戎的惠州學子更不在少數(shù)。太平天國運動爆發(fā),惠州大地出奉王古隆賢、列王林正揚以及“以功封都督”的羅添等風云人物。辛亥革命前夜,則又有舍生取義、位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羅仲霍、嚴確廷,和光復惠州時喋血十字街的陳經?箲(zhàn)時期,白眉拳第四代掌門人、惠陽人張禮泉自創(chuàng)的“禮泉槍刺術”及大刀術曾大顯神威,重挫日寇。更令人們感奮的是惠東高潭,這片漫透著烈士鮮血的圣地,為了革命,高潭地區(qū)2800多名英雄兒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黃三婆、黃星南、江梅、彭泰農……忠烈之士、血性英雄,相望若林,令人感佩!
放眼粵東,惠州人的“尚武剛烈之氣”,無疑最令人矚目和敬佩。
蔣勤國 嚴藝超
圖片均由惠州日報記者嚴藝超 周 楠 攝(翻拍)
(來源:2019年08月05日《惠州日報》)